国家资产负债表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总量及结构的核算表，也是分析经济、识别和防范风险、稳定金融的重要方法。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增量（流量）指标不同，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净值等均是存量数据。长期以来，综合国力比较都是将经济总量即GDP作为主要依据。但财富存量不仅反映了过去的增长和积累，还奠定了未来发展的物质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旨在由原先主要围绕增量资源配置转向强调优化各类存量结构调整，包括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政府—居民之间宏观财富分配的调整、央地债务结构的优化等。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这一方面反映了改革的接续和深化，另一方面凸显了国家资产负债表在宏观经济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增量（流量）指标不同，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净值等均是存量数据，能够更全面、系统地反映长时段的结构变迁。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就是要充分发挥存量数据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摸清“家底”，准确把握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坚持增量管理与存量管理相结合，切实推动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创新。
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初步编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之后风行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依据联合国等五大国际组织发布的《国民账户体系2008》，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均编制了较长时间序列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大框架下，资产负债表一度只作为一种统计方法。而自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和研究方法的讨论日趋活跃，“资产负债表方法”“资产负债表衰退”等理论分析方法与政策研讨蔚然成风。这进一步凸显了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意义绝不限于传统的统计与核算，而是具有较强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功能。当前，全部G20国家都开展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发达经济体的统计制度较为完善，都对外公布国民账户体系下的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量表，且大部分按季度公布；发展中经济体相对较为滞后，只有少数国家的统计当局公布部分年度数据。我国非常重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统计核算年度资金流量表；对构建资产负债表核算体系进行了不懈探索，曾试编过1998年和1999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战略任务，其目的就是摸清“家底”，进而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作出更全面的判断和分析。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方案》。2018年起，国家统计局连续编制年度全国资产负债表，但目前并未对外发布。此外，2011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开始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并定期发布，目前已编制完成1978—2022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成为分析研判中国国家能力、财富构成与债务风险的权威依据。国家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国家的大账本，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资产、负债总量及结构的核算表，也是分析经济、识别和防范风险、稳定金融的重要方法。首先，国家资产负债表有利于系统把握国家整体以及居民、企业、政府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家底”，揭示主要经济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存量指标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其数据覆盖的范围更广，信息量更为丰富。一是展现国民财富及其部门分布状况的信息，为科学调整和优化国家资产负债结构与各部门经济结构提供决策依据。二是把经济增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更加准确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时效性。三是准确刻画全国、地方和各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评估偿债能力，全面反映结构性矛盾及宏观风险的累积，为科学调整杠杆、识别潜在风险储备政策工具。此外，存量是增量的基础，对存量的考察，可以更好地评估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国家资产负债表为衡量综合国力提供更为可靠的统计基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综合国力比较在所难免。长期以来，综合国力比较都是将经济总量即GDP作为主要依据。但财富存量不仅反映了过去的增长和积累，还奠定了未来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财富相比于GDP，在衡量一国综合实力方面无疑更具代表性。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将国际竞争焦点置于财富比较之上。最后，国家资产负债表为评估一国债务风险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视角。传统分析大都就债务论债务风险，而忽略了资产、财富等可用于应对风险的经济资源存量。事实上，如果有较大规模的财富存量，债务风险往往就只是流动性风险，而不是资不抵债风险。这在讨论中国地方债务风险时显得尤为重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资产负债表方法重新引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他政策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它在评估各国债务风险方面具有优势。长期以来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主要是围绕GDP等增量指标进行增量管理（增量资源配置），如刺激消费、激发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等。这些举措固然重要，但如果存量结构不调整，增量管理也难以推进。比如，居民消费、企业投资以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其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而被严重抑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旨在由原先主要围绕增量资源配置转向强调优化各类存量结构调整，包括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政府—居民之间宏观财富分配的调整、央地债务结构的优化，等等。第一，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带来存量—增量关系的新变化。一般来说，在家底薄（财富规模还不够大）、经济增速快的时候，增量增长是存量积累扩张的主要途径，增量管理尤为重要；但在家底渐厚、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存量分析的重要性凸显。这个时候，不仅要在增量上做文章，保证一定的增长率，更要在存量上做文章，因为存量的优化调整是盘活家底、增厚家底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正处在这样一个需要重视存量管理的阶段。可以说，从增量管理转向增量管理与存量管理相结合，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第二，实施宏观调控要考虑相关政策对存量—增量的不同影响。过去的宏观政策更多关注GDP等增量指标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变量也会对存量（如资本积累、公共债务等）产生长期影响。政策变化有时可能对增量影响甚微，但对存量有较大影响。比如，从短期看，利率调整对刺激需求起不了太大作用（在面临流动性陷阱时更是如此），但却有助于减少利息负担，保证债务的可持续性，那么，就需要认真考虑这方面的政策。再如，赤字率与政府债务存量问题。赤字率稍高可能并无大碍，因为我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存量占GDP的比重并不高。这也是一种基于存量—增量辩证关系的综合考量。第三，存量—增量的互动拓宽了宏观经济治理思路。解决增量问题可能还需从存量角度想办法。目前，讨论较多的是居民消费意愿较为低迷，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增长较慢。这都是增量思维。进一步看，完全依赖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来提升消费是不够的。因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增速也面临困难。事实上，在增量（收入）增长较难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存量改革。比如，实施宏观经济再平衡，将较多的政府存量财富以一定方式向居民部门“转移”，以支撑居民消费，这就包括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保以及保障性住房方面提供更多支持，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充分激活消费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