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对话许定波:企业出海,如何才能行稳致远?

时间:2024-11-18 来源:国企改革实践观察

不久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法国依视路会计学教席教授、副教务长许定波与知名媒体人、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就中国企业出海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商品出口到对外投资,从技术出海到品牌和管理模式的输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越走越宽。

许定波教授从四个维度解读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并以联想集团、三一重工等企业的成功案例,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的风采。秦朔则从媒体人的视角,对中国企业出海的新挑战和新机遇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全球化不仅是中国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关键。

在这场精彩的对谈中,两位嘉宾不仅分享了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更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建议。

01如何从全球化角度
来定义企业的发展?

秦朔:中国企业出海是这两年特别热门的话题。“不出海,就出局”,可能说得有点绝对,但也反映了改革开放40多年后,基于我们在方方面面积累的产业能力,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今天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也给企业出海带来了新挑战。
如何出海,如何出海成功?历史往往能告诉未来。2004年底,联想集团宣布并购IBM PC业务。这20年,联想集团经历了很多风雨,成为中国最具全球化色彩的成功企业之一。对联想集团这20年的发展,许教授从商学院角度,我从财经媒体角度,都有长期观察。我也有很多问题想向许教授请教和探讨。
对出海,很多人的理解其实是不同的。许教授如何从全球化角度来定义企业的发展?
许定波: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看。一是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二是对外投资,如联想集团收购IBMPC业务,三一重工2012年收购德国的普茨迈斯特;三是技术出海,如中国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又如三峡集团在欧洲和南美的拓展;四是品牌和管理模式的输出,如海尔集团对外输出了“人单合一”模式。
2024年1月,中国总会计师协会派团队参加了美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分会年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人单合一”,会后美国管理会计分会会长专门给我写了封信,说“It’seye-opening”(它让人大开眼界),可见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创新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谈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我觉得一个转折点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0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只有4743亿美元,2022年就达到了62509亿美元,增长的幅度非常大。
秦朔:我看到韦莱韬悦(WillisTowersWatson)的一个研究,它认为全球化企业的生命周期包括五个阶段。出口;初始扩张(开始在国外建立组织和管理系统);多国化公司(注重本地化经营,但各国的分支机构间更像独立公司,较少协同);跨国公司(建立全球组织、人力、治理结构,与本地化经营相结合);全球化公司(更关注以一个大型整合的组织运转,依据全球的资源状况,建立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体系)。
20世纪90年代末,海尔、TCL等企业开始在国外建立公司,属于初始扩张。经过20多年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有一批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公司,其海外资产、海外收入、海外员工数量在整个公司的资产、收入、员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联想集团海外收入的占比已接近80%。
许定波:对中国来说,全球化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据2024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的购买力平价(PPP)数据,2023年中国GDP为34.64万亿国际元,国为27.36万亿国际元,中国排世界第一;按汇率法计算,2023年中国GDP约为17.9亿美元,美国为27.36万亿美元,中国排世界第二。无论哪一种算法,中国经济的规模都是数一数二的。如果没有全球化,中国企业融入全球、服务全球,是无法想象的。
其实,全球化也推动了像苹果、微软、英特尔这些企业的发展,它们的利润增长都非常快,不少也源自中国市场。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美国人会认识到全球化对美国也很重要。当然眼下美国更多是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万斯所著的《乡下人的悲歌》就反映了传统美国工业社区的命运。我1986年到美国匹兹堡留学,匹兹堡是全世界的钢都。等我离开时,美国钢铁业先是被日本、韩国企业超越,后来被中国企业基本打垮了。传统的白人工人阶级会感到他们没有从全球化中得到益处。其实有些问题需要美国自己调整。比如苹果这样的企业,在国际上挣了很多钱,但是它们把美国税务会计的漏洞钻得很透,在美国交的企业所得税很少,大量利润放在海外,没有转到美国去。这不是全球化的失败,而是美国自己要调整。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外资企业在中国非常红火,联想一开始曾以分销IBMPC而自豪。欧美企业,中国台湾、香港的企业都到大陆投资,充分利用我们本地的低成本劳动力。那时没有人想到,未来有一天联想会收购IBMPC业务,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切都有可能。
联想宣布收购IBMPC业务时,我刚好从香港科技大学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我当时是非常震惊的,觉得联想规模不大,资金也不雄厚,管理方面和国际水平也有差距,我对收购的前景并不看好。所以,在树立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信心方面,联想作为“走出去”的标志性企业,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

02为什么一定要出海?
出海的动力是什么?

秦朔:中国在2020年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政府也希望中国出现一批“世界一流企业”。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一定要出海?
许定波:从比较传统的角度看,首先是为了获取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如矿产,以及人力资源。现在东南亚、南美、非洲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东南沿海低,“走出去”就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其次是拓展市场的需要。中国市场的竞争大概是全世界最卷的。最近见到中欧的一位校友,他们公司的产品要出口,谈判时报了一个价,对方就接受了。他们报的是人民币的价,对方认为报的是美元价,差了七倍。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中国市场的价格竞争真的非常残酷也是现实,而海外市场的空间相对要大一些。一些企业管理者跟我讲,即使把美国要加的税算上,他们的产品仍然有竞争优势。最后是技术发展的需要,既包括中国企业的技术“走出去”,也包括到国外吸收有价值的技术。
当然,从短期、中期来看,贸易纠纷、贸易战会持续升级。我认为我们应该头脑冷静,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果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增加很多限制,那么中国企业的生产基地有必要转移到其他国家,再从那里出口到欧美。只有“走出去”,变成像平台一样的具有辐射性的企业,企业才能扩大影响,赋能周边。如果你不“走出去”,最多也就只会赋能中国周边几个国家。如果你能走到欧洲,走到美国,把平台做起来,那么你就能向全球辐射,企业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出去”应该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秦朔:我觉得从长远看,欧美也会意识到,只用高关税或者“双反”阻截中国企业,也不利于提升他们自身的产业竞争力。2024年7月,欧盟就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措施进行咨询性投票,据说有12个成员国表示支持,4个成员国反对,德国、芬兰和瑞典等11国投出了弃权票。大量弃权票反映出欧盟许多成员国也犹豫不决,怀疑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欧盟的利益”。只是堵、堵、堵,其实你自己会变得越来越弱吧?
许定波: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你感觉到竞争威胁的时候,有两种办法应对,一是建墙,把自己保护起来,那你可能永远是一个弱者;还有一种办法是打开围墙,拥抱竞争,拥抱全球化,逼着自己提升。这当然有风险,但如果你要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企业,强大的国家,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就是逼着我们跟全世界最厉害的企业直接竞争,逼着我们提升技术、管理以及各个方面。
秦朔: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另一种现象,就是新兴经济体很欢迎中国企业“走出去”。2024年7月16日,中国三家新能源企业远景科技集团、TCL中环、晶科能源的官微同时宣布,将与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沙特能源设备公司VisionIndustries在沙特成立合资企业,分别发展风电装备、光伏晶体晶片、光伏电池及组件项目。沙特要摆脱石化能源的依赖,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企业是最合适的合作对象。
许定波:中国企业一定要把自己的辐射范围尽可能放大。对于欧美市场,我们希望保持合作,并坚持下去。如果短期实在有困难,就先进入东南亚、南美、非洲、中东等市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欢迎我们的。因为双方的互补性非常大。
我也并不认为欧美市场就是一片暗淡。我相信美国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会看到把贸易体系分割开来,也会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如果几年以后,双方认识到实质性伤害有多大,那时可能又会像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一样,重新破冰。美国的政治有一种“变色龙”现象,而不是顽固不化、不可改变的。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努力让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多。

03出海对企业以及企业家,
有什么和过去不一样的新要求?

秦朔:全球市场不是中国市场的“拷贝”,它对出海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指出:“企业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从商学院教授的角度,您如何理解出海对企业以及企业家,有什么和过去不一样的新要求?
许定波:首先,出海对企业和企业家的理念、格局有新的要求。你要关注的是全球市场,而不只是守着眼前看得见的市场。这就需要全球视野,需要掌握各个市场的知识。比如我们一直待在国内的人很难想象,在西方很多国家,宗教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你要在一个国家真正把业务做成功,就要关心它的文化、宗教信仰、政治体系,以及历史,更重要的是对其法律法规有了解。
又如从国别风险识别的角度,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货币兑换自由,法治比较健全,人均收入水平高,但对中国企业来说,要经受“走出去”的投资审查。新兴市场的问题则往往是,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波动严重,法律和市场监管规则不健全,合规风险比较大。2023年我和时任国资委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杨亚先生进行对话,他曾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CFO,国家电投集团副总经理、CFO,他指出到欧洲投资和到巴西投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欧洲投资,中国企业靠自己,有可能做得很好;但到巴西投资,如果不找一个当地合作伙伴,或者不是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别国企业很难做好,因为巴西的法律法规很复杂,也不太透明,还经常变。
除了要了解外部的情况,还要了解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差异。当你走进海外市场时,要意识到按国内的方式管理国外的企业,很可能是行不通的。你发现与工会打交道变得很重要,对国外的员工不能像中国一些企业里的员工那样搞“996”,这在美国或欧洲很多国家完全不可能。你的公司治理、管理都要随之调整。
秦朔:我们最近在做联想出海的案例研究时,感觉到“走出去”除了需要具备冒险创新精神,还要极具韧性。明明知道很难,知道对自己的能力提出了挑战,甚至觉得极不舒服、极不适应,但还得坚持不懈地往前走。比如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杨元庆、乔健等联想高管最初到美国的时候,英语并不太好。和IBM的高管开会时,每个人要带一个同传耳机,如果翻译的水平不行,会导致他们整个过程都听不明白。IBM的高管问,你的看法是什么?联想高管因为听不懂,所以也回答不出来,等会议结束,做了一些决定后,还懵懵懂懂。当时他们的内心是很沮丧的,有一种不胜任感。这种心理煎熬让人特别难受。
许定波:出海需要的企业家精神,不是简单的胆子大、敢冒险,而是在冒险的时候,知道有困难,但愿意付出、投入,把风险分析清楚,然后找出解决办法,这才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的风范。联想集团高管当时在语言方面有压力,但还是坚持把英语作为企业的官方语言,这很了不起。
乔健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管理者。她是我2004年回国后在中欧(北京)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没过多久她就参与了收购IBMPC业务的工作,之后参与了业务的整合。上我的课时,她还听不太懂英语,当时我上课还经常讲些英语。她跟我讲过,最初和IBM PC美国方面的高管开会时感到很痛苦。但正是这种压力,催她奋起,让她克服了这些困难。现在她接替我在一家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法国企业当独立董事,她跟外国人沟通时说的英语比我还纯正。我觉得这也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一个方面,这种精神就是在压力下奋起,而不是只有胆子大、敢拍板。
对出海企业家来说,你一定要认识到一点:你走到任何一个市场,里面都有很多东西是你不了解的,你需要花精力去学习。我是研究信息经济学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带来很多信息租金成本。如何降低这种成本?自己要学习,还要善于发挥中介机构、专业机构的作用。杨亚就反复跟我讲,三峡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出海,到英国去,到葡萄牙去,到巴西去,都花了不少钱,请国际最好的律师事务所、最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帮助他们做各种风险分析。只是凭一种冒险精神出去,你可能会做成,但失败的概率也非常大。
秦朔:不少中国企业出海,喜欢找熟人问,不愿意在中介机构上花钱,无知无畏,掉进了很多坑。而联想收购IBMPC业务的时候,请了麦肯锡,请了高盛,请了很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了增强确定性还引进了TPG这一类私募投资基金,借助他们的经验和资源。他们会给你推荐一些高管人选,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可以降成本。看起来花了一些钱,但事实上降低了风险。
许定波:咨询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不可能代替你做决策,但可以帮你降低很多不必要的风险,降低“信息租金”,这是“走出去”非常重要的方面。

04出海企业如何才能行稳致远?

秦朔:您曾经提出,出海后,企业只有把资产、业务、人员管理的整合,文化的融合做好,才能成为有生命力、有扩张能力的公司,企业的市场价值才能提高。在今天的出海浪潮中,企业如何才能行稳致远?您能不能给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许定波:这个问题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研究,我想从平台企业的角度去谈。因为最近这七八年,大家都意识到,链主企业、平台企业的重要性非常显著。像苹果公司,就是典型的链主企业、平台企业。有研究表明,平台的设计提供方大概可以拿到整个价值创造中50%的份额。未来的企业,到底是做平台的设计提供方,还是做平台的参与方,抑或所有平台都参与不了,这将决定企业的命运。
中国企业出海一定要理清楚,你是作为平台设计方走向国际,还是作为资源方参与国际交流,还是作为用户加入别的平台。要成为平台设计方,首先要有一定规模,联想这点做得非常好,联想一直坚持,哪怕影响短期利润,也要把自己变成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用规模赢得上游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更有力度的支持。
熊彼特在提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本书里,也谈到过另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说,如果企业只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生存,那么它是没有经济地位的。真正重要的企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企业,要打破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造就一种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地位,要有一定的“垄断性”,也就是要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只有到了此时,企业才真正可以做一个平台设计方,再吸引其他资源方进来。所以,坚持不断的创新,在技术和效率上保持走在你的竞争对手前头,这是一个关键。
联想作为世界销量第一的PC企业,具备了平台属性,而且是全球性的,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联想在全球产业领域有很大影响力。根据我的观察,联想平台对于外部最重要的赋能,供应链肯定是其中之一,此外是通过平台,将全球各地差异很大的业务整合起来,逐渐降低交易成本。我们要尊重本地差异化,但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会增加管理的复杂性,降低企业的整体利润。因此,既要尊重地区的差异性,发挥当地的积极性,又要将战略互补性、战略协同性结合发挥;既要尊重差异化,又能通过整合供应链和管理体系降低交易成本,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信息不对称是企业管理机制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利用私有信息获取信息租金,而信息租金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的下降。一个平台最重要的赋能功能是其通过获取信息、分享信息,降低生态体系整体信息租金的能力。大型企业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在平台设计和提供方面也应有更大的作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理念与格局是企业能否行稳致远的第一要素。一家平台企业可以利用其比其他参与方更优的信息,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租金,也可以主动限制自己获得的信息租金,追求整个平台生态体系的最大效率提升和长期价值创造的能力。我觉得一家真正行稳致远的企业不应该走第一条路。